因为初平元年（190）正月，袁绍等军阀已经在关东兴兵，而初平二年（191）二月，关东军势力更加猖獗。

初平元年春正月，后将军袁术、冀州牧韩馥、……济北相鲍信同时俱起兵，众各数万，推（袁）绍为盟主。--《魏书武帝纪》

一言蔽之，“二月社事件”的发生时间，是在关东兵起之后。

再看地点。

二月社的地点发生在阳城（豫州），恰好在洛阳以东。

既然初平元年（190）正月，关东已经兴兵讨伐洛阳；

那二月时节，百姓早该阖门自守，甚至举族搬迁；

如此一来，又岂有“齐聚社下”之道理？

兵荒马乱之际，不求自保反而聚众祭祀，逻辑何在？

须知，阳城东侧不远的颍川，即遭到董卓部将李傕的洗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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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董）卓遣李傕等出关东，所过虏略，至颍川、陈留而还。--《魏书荀彧传》

洛阳是“兵冲形胜之地”，而阳城恰在其东侧不远。

正月关东兵起，二月便有社民齐聚阳城；

考虑到豫州刺史孔伷（阳城属豫州）亦在“讨董联军”之列，所谓的“祭祀土神”（二月社），只怕难以置信。

因此董卓派军镇压，并号称“攻贼大获”，恐非虚言，而是确实如此。

只不过董卓老贼名声太坏，其人做过的暴行，也远不止这一两件。

因此把他塑造为毫无人性、杀人取乐的恶魔，也合情合理。

而且随着凉州集团的彻底覆灭，魏晋的官方史家（王沈、陈寿为代表）更没必要替董卓说好话。

官修史本身就是政治的产物，秉承当朝的意志，传播当朝的意识形态。

像董卓这种臭名昭彰的人物，即使被塑造成恶贯满盈的魔鬼，恐怕也不会有人探查真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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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论语》所谓“君子恶居下流，天下之恶归焉”说的便是这个道理。

昔日子贡尝言：纣王之恶，远不如传说般严重。

子贡曰:“纣之不善，不如是之甚也。是以君子恶居下流，天下之恶皆归焉。”--《论语子张》

其实看董卓之恶，也远不似书文所载般暴虐。

但无论是陈寿、王沈、王粲还是范晔，这群士人对“伤害了士族感情”的董卓，是绝不可能有半句好话的。

虽然董卓确实做过不少伤天害理的恶事，但行为初衷，远不如史料记载般恐怖。

其人无论是废少立献、盗掘帝陵，还是攻杀社民，实际都有逻辑可循。

废少立献是因为灵帝生前的改易储君计划、与何后**又逼杀董后所致；

另有“董侯”刘协的亲善心理作祟。

至于盗掘文陵，最初是借合葬何太后的契机而暗中进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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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最重要的暴行，即所谓“攻杀社民”，则大概率是镇压乱党。

从时间与地点来看，正月关东兵起，而二月齐聚阳城，实在太过怪异。

此事恐怕并非社民聚集，而是关东义军集结。

因此董卓遣军队镇压，并非杀人取乐的变态行为。

至于所谓的“奸乱宫人公主”，恐怕亦有夸大。

至于奸乱宫人公主。其（董卓）凶逆如此。--《魏书董卓传》

董卓“少游羌胡、浸染夷风”是人所共知的事；

但灵帝卒年不过三十三岁，早年又屡丧皇子，留下的公主仅一人可考（万年公主），且记载散佚。

因此，董卓的乱行，恐怕主要集中在“奸乱宫人”（妃嫔、宫女）上。

但是若加上“奸乱公主”的罪行，无疑可以把董卓衬托得更加丑恶，于是史家也便不吝笔墨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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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卓固然是枭雄恶霸，罪孽深重，事无可讳，合该遗臭万年。

但览查诸书，推导串联其原本面貌，可知，董卓之恶，亦不似史书记载般恐怖。

其人实际就是一个不守礼法的边地军阀，在东都洛阳妄图专擅权柄，最终与士族反目，天下大乱的故事。

但在史家的理论构建下，如果说谁要为汉末晋初的百年丧乱（184-280）负起责任，那董卓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。

君子恶居下流，天下之恶归焉。

此岂独商纣而已邪？

这便应了本章章节名，笔墨蘸宠辱，春秋何人书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