故（吴质）虽已出官，本国（指吴质的本籍）犹不与之士名。--《魏略》

换句话说，官至镇北将军（《晋书》作镇北将军，《魏书》作振威将军）的吴质，在兖州豪门看来，是没有资格得到“士名”的；

把持着人才品定权力的耆老勋旧，依然将吴质视作寒门小户儿，不肯为他抬高门第族望。

按曹魏制度，镇北将军“都督河北诸军事”，掌握冀州、幽州、并州等地的军事防务。

由此可知，吴质已经是炙手可热的方面大员，权倾朝野。

即使如此，他依然“不为乡里所饶”，乃至对司徒董昭叹息，称“我就要被老家的闲言碎语淹没了”。

（吴质）封列侯，使持节督幽、并诸军事。（吴）质自以不为本郡所饶，谓司徒董昭曰：“我欲溺乡里耳。”--《魏略》

吴质是曹丕身边的红人，号称“太子四友”（另外三个是朱铄、陈群、司马懿，都不是啥好鸟），尚且被如此对待；

至于其他既得不到君主宠爱，又背井离乡的士人，其悲惨处境，也便可想而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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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此背景下，便形成两个特殊结果。

其一是流寓士人对地方军阀的依附性极强。

其二是流寓士人在外州站稳脚跟之后，往往会改易籍贯，方便日后出仕。

流寓士人对军阀的依附性，在汉末魏晋体现得特别明显。

典型例证就是团结在刘备周围的“元从派”，以及团结在孙权周围的“淮泗集团”。

这批流寓人士，因为离开了旧日籍贯，不可能再通过正常途径出仕，因此只得全身心依附新主子，以求得一官半职。

这便能解释，为何曹操南下（208），扬州士族主降，而淮泗集团（周瑜、鲁肃为代表）主战。

（周）瑜曰：“不然。（曹）操虽讬名汉相，其实汉贼也。瑜请得精兵三万人，进住夏口，保为将军破之！”--《吴书周瑜传》

同时，这也能解释，为何蜀汉政权中，益州士族对刘备父子普遍持抵触态度，与荆楚集团恰恰相反。

因为荆楚士人已经离开本籍，他们的荣华富贵全系于刘氏父子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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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益州士人依然可以通过“乡举里选”得到出仕机会。

当然，益州士族在刘备与刘禅的打压之下，升任高位者并不太多。

但这与籍贯、制度无关，而涉及到统治者的立场问题。

除依附于军阀之外，流寓士人还可以通过改易籍贯，来获取正常出仕的方式。

这是察举制与九品制导致的另一个结果。

即流寓士人的后代，为了方便出仕，往往会将籍贯改到新的居所。

仅以吴国案例，略作举证。

吴国官员有籍贯改易记载的，有甘宁、薛综、张昭、周访等人。

甘宁是益州巴郡人，薛综是豫州沛国人，张昭是徐州彭城人，周访是豫州汝南人，他们无一例外都是侨寓人士。

注意：上述诸人籍贯，周访见《晋书》，其余见《吴书》，文多不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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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注意的是，两晋时代，此四人的后裔，却无一例外都“著籍丹阳”（今镇江、南京一带，属扬州刺史部），成了扬州人（详见《晋书》）。

按建业县（东晋建康，六朝金陵，今之南京）原是丹阳郡秣陵县，可知这群吴国将相，实际是放弃了旧日郡望，而将籍贯落在江东新巢。

他们实属无奈。

综上所述。

益州的东州人，因背井离乡，而无法依靠乡里推举、乡论评价这一正途出仕，所以他们心中实则极不踏实。

赵旻承诺可为他们解决这一难题，尤其是乡论这一块，他们不对此感恩戴德才怪！

大而论之，豪族问题，是一个相当宽泛且驳杂的领域。

如果单纯以“地方强宗”为线索，那它无疑贯彻二十五朝，甚至今日影响犹在。

但首先，我们要强调一点：

在汉末魏晋语境之中，庶族、寒门和单家都是士族，而汉末是中古时代的肇始，其社会主流阶级，正是士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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须知，汉末魏晋，都是全民文盲。

士族正因为垄断了知识，才最终成长为“门阀”。

这种事在我们后世人看来，固然是一种退步和禁锢；

但无论从哪方面来分析，在生产力极度低下的时期，这都是历史的一种必然。

而且，正因为汉末新兴武人阶层，与传统士族之间产生了种种摩擦，方才有了浓墨重彩、璀璨绚丽的三国百年历史。

正如陨石在进入大气层后会变成流星一般。

虽然，它的宿命是归于沉寂、消失无踪。

然而，其在摩擦的过程中，是何等绚烂夺目！又是何等悲壮！

大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