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裕此言一出，苟哥便如醍醐灌顶一般恍然大悟。

先前苟哥曾与自己亲儿子、将满两周岁的刘嗣讨论过，为何说国以民为本。

此后苟哥又抛给亲儿子两个思维发散题：

一是大汉之衰微，源于何故？

二是孟子为何云民为贵？

这两个问题的答案，正是张裕提醒苟哥、解决河北问题的关键点。

第一个问题的答案，当然不可能是党锢之祸，也并非黄巾之乱，黄巾之乱只是此问题的具象化表现罢了。

东汉衰微、汉末动乱的根源，实际上是东汉朝廷政权，已经无力与士族、豪族争夺人口，从而导致地方作乱、东汉朝廷却对此无可奈何。

这也是孟子说“民为贵”的原因。

因为对一个国家而言，尤其是对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而言，民是根本。

自秦汉以来，“有土斯有民”的观念，与“有民斯有土”的现象逐渐变为并存。

自华夏首个中央集权的大秦开始，国家便力图阻止户口人丁流入私门，但是…至汉末时，随着朝廷力量衰微，此趋势已无法被阻止。

从秦汉魏晋人身依附关系发展看来，可以是有土斯有民，也可以是有民斯有土，而且后者比前者更加显著。

简言之，士族、豪族的“客”、“奴客”、“部曲”，便是如此形成的。

“客”是一个特殊阶层，也是中古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在以宗族、乡党为纽带的社会中，对族里而言，外姓是客；

对乡里而言，外乡是客。实际上是指在本地没有根基的外来者，因此“客”往往不得不依附于地方强宗，以求托庇。

客的具体属性，与其前缀有关。

“宾客”泛指存在人身依附关系的隶属群体。

“上客”通常拥有一定的资望地位，是地方豪族的礼宾。

“谈客”利用口舌才华，充当军阀之间的游说者。

“奴客”则更加宽泛，随着任务的变化，而被冠以“部曲”、“田客”、“复客”乃至“盗贼”等名称，有时甚至会被直接简称为“奴”。

所谓“奴客”，顾名思义，即“具备了奴隶色彩的宾客”。

他们不具备人身自由，属于主子的私产，在某种程度上与牲口无异。

在两汉时代，由于奴客自身的“财产属性”，因此往往需要被长期豢养，不得随意抛弃。

然而实际执行时，又是另一幅面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