比如豪族大姓往往利用“朝廷下令释放奴婢”的机会，将年轻力壮的奴客留下，将年迈无用的奴客轰走，美其名曰“还你自由”，实际是令其自生自灭。

这与现代资本家裁员，却谎称“为社会输送人才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“奴客”的称谓，见于史册较早，至少在西汉中期便已出现。

关于“客”的卑微化，唐长孺曾在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客和部曲》一文中有过详述。

唐老曾注意到，奴客大抵都是缺乏教养的无赖，他们替主子“干脏活，牟奸利”，乃至“作盗贼”。

实际“客”的卑贱化，核心原因在于，其生活上依附于豪强，缺乏个人选择的自由。

在地主豪族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情况下，大部分缺乏受教育机会的底层群众，因为生存艰难，被迫沦为权势者的奴客。

在马太效应（也叫二八效应）的作用下，两汉富者田连阡陌，贫者无立锥之地。

最终大量的失地农民与破产手工业者，便顺理成章地沦为富室强宗（也就是当地士族、豪族）的附庸。

同时，彼时的“丁税”制度，也为奴客的诞生提供了肥沃土壤。

所谓丁税即人头税，其目的在于舍地税人，即无论个人财富多寡，都必须按人头缴纳赋税。

在丁税之外，百姓还要承担沉重的徭役。

而富户不仅有着多样的避役手段，甚至可以通过个人权势，庇荫田庄内的奴客，使之不服徭役。

比如《魏书司马芝传》记载，司马芝出任菅县县长时，辖区内的豪族刘节“旧族豪侠，宾客千余家”，多年来从未接受官府的征役。

司马芝想征调刘节手下的宾客服役，也遭到断然拒绝。

郡主簿刘节，旧族豪侠，宾客千馀家，出为盗贼，入乱吏治。顷之，（司马）芝差（刘）节客王同等为兵，掾史据白：“（刘）节家（宾客）前后未尝给繇（指兵役徭役）。”

摘自《魏书之司马芝传》

本书中的司马芝，此时也正被苟哥下放到陈留郡某个县任县令。

按两汉制度，县满万户设县令，不满万户设县长。可知菅县的户数不满一万。

刘节不过是条籍籍无名的地头蛇，在这个不满万户的小县，却能霸占十分之一以上的丁壮人口（千余家），足见彼时的贫富分化到了什么地步。

奴客问题的根源，其实在于土地私有制度，以及两汉极其狭窄的上升渠道。

在出仕名额被地方大族垄断的社会背景下，缺乏背景的普通人，其晋升途径被基本堵死，社会阶层也完全固化，因此抵御风险的能力也特别差。

很多穷困潦倒的人，甚至会自发“投充”，即卖身为奴。

与之相对，占有生产资料的富室强宗（也就是士族、豪族），天然处于统治地位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、土地兼并的发起，最终大量的自耕农与中小手工业者彻底破产，沦为强宗豪右的门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