阎柔之言，便是典型的“2重君主观”。

正是这个类似于中世纪欧洲、有些畸形的价值观，撑起了汉末3国近百年乱世。

所谓“2重君主观”，简单来讲，就是效忠直属上司在前，效忠朝廷在后。

最为关键的是，当2重君主观与察举制结合起来，那才是真要命！

这也是东汉灭亡的1部分原因，更是魏晋嬗代的重要原因之1。

两汉时期，先秦封建制度遗留尚存，典型例证即地方上“郡国并行”。

即藩王国、侯国与郡县同时存在，且行政级别相同（郡等于王国，县等于侯国）。

在这种社会环境下，国相（职能同于郡守）、侯国相虽然是中央所任免，却在名义上从属于国王、县侯。

名义隶属关系1目了然。

郡守的情况亦相似。

注意：东汉，尤其是汉末，郡守普遍被称作“郡朝”或“本朝”。

其所举的郡吏，与举主（即郡守）存在明确的人身依附关系。

因此郡吏也被称作“朝吏”。

这也是卫广来先生所说“郡国本位化”的1种具象表现。

宠劳之曰：“父老何自苦？”对曰：“山谷鄙生，未尝识郡朝（指太守）。”

摘自《后汉书之刘宠传》

郡中震惧（州）牧问朝吏（即郡吏）曰：“西蜀倾覆，边境见侵，何以御之？”

摘自《吴书之钟离牧传》

在科举制出现以前，举主与受举人的关系，比后世的“师徒关系”羁绊要强固得多。

甚至于，其中不乏为举主赴死者（比如臧洪、田畴）。

更重要的是，“3互法”的存在，使得任官需要避籍，但作州郡吏则不需要，即所谓“官避吏不避”。

因此，这也往往会形成“外地人做长官，本地人做幕僚”的现象，且幕僚与长官，在“隶属关系”之外，又存在“举荐与受举”的感情羁绊。

最终，这种情况，使郡国乃至于1州，演变成了独立于朝廷的地方势力。

这种特殊环境下的特殊关系，即“察举制”与“2重君主观”结合形成的，1种畸形的价值观。

在这种畸形的价值观深入人心、成为普世价值之后，方才有了汉末与关中朝廷并立的关东袁绍、袁术两大集团。

汉末乱世的形成根源，就在于此。

魏晋嬗代，呵呵，更是根源于此。

司马群贼，尤其是司马懿，历仕曹魏3祖（武、文、明3帝）及3少帝（齐王曹芳、高贵乡侯曹髦、陈留王曹奂）中的齐王曹芳，其人门生故吏无数，形成了极为庞大的门阀集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