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每年由村里统筹种植计划,更换主作物的办法,对农户来说,他承受的压力,和进城做工是一般无二的,而且还平白多了个遇到天灾人害、血本无归的风险。徐大发也是叹道,“是我的话,也难免要抱怨的,这要是自己愿意去种,倒没什么说头,这上头安排下来的,可不就有许多人觉得,是给自己找事儿了?如今是统购的,倒还好了,若非如此,口舌就更多了。”
陈福顺也道,“现在也有风声讲,除了分配田之外,倘若自己开荒的地,头几年是可以自己做主种什么的,村里也不干涉,也不收保护费,不过,如此村里的田师傅,就不是免费指导了,允许收些好处。”
葛谢恩插嘴问道,“取消统购统筹,其实是好事啊,让他们吃个亏,就知道跟从官府安排的好了不是?衙门的安排,全都是根据市场信息来的,对于大宗商品的翌年价格预测,自然比农户要准确,还能互相通气,怎么看都比让农户自行决策好得多,等他们吃够亏,不就自然愿意听衙门的安排了?”
葛谢恩和葛爱娣这对母女,现在是彼此看对方都不顺眼,一句话由葛谢恩嘴里说出来,葛爱娣便觉得不中听,她忍不住冷冰冰地道,“哪有你说得这样简单?你以为取消统购统筹,让农户自己种地,村里还能太平?怕是第一年之后,那些种亏了的懒汉,便要去收成好的人家找茬闹事了!”
“现在村里大家报团,有谁敢闹事,大家群起攻之,万事也都有商量,有村长协调,统筹一取消,大家一盘散沙,你种你的,我种我的,首先就要争水,争肥,起了冲突,彼此也不报团了,大家各扫门前雪,村长说话也无用,难道什么事都要去县里请人来管,把人抓起来?”
“这样大家各凭拳头说理,谁家人口多,谁家就横行霸道,那还有谁肯分家?多少年来的努力,你一句取消统筹,就全部倒退回去了,其中多少人的鲜血,你赔得起么?说话以前全不动脑子,就只图爽快!再者说,谁告诉你百姓们吃了亏,又会要求恢复统筹的?他们为什么不和从前分家的族亲重新走动起来,到最后还是靠着乡亲地缘、姻亲血脉这样抱团争斗?思想简单,全天下就你一个人是有智慧的,别人都得按你想的来!”
葛谢恩面色血红,一声不吭,徐大发忙道,“好了,都少说两句。各有各的理,各有各的理么!”
他动手扭了另一个鸡大腿,要给葛谢恩,葛谢恩把碗一移,道了声‘吃饱了’,起身就走,徐大发的手擎在半空,尴尬地道,“那行,倒便宜了我——”
他想说他来吃吧,又实在觉得可惜似的,要再给陈福顺,陈福顺慌忙摇头,徐大发便把鸡腿塞到葛爱娣碗里,道,“倒便宜了我家老婆子,我们家两个鸡腿,都是给孩子吃的,说说也十几年没怎么吃了鸡腿,细想想,人还是对自己好些,这子女都是要走的,到头来,还是我们两夫妻相依为命!”
葛爱娣也没一点胃口,但偏偏露出欢容,仿佛刚才的摩擦只是家常小事,自然地道,“正是了,以后鸡腿你一根我一根,咱们辛苦一辈子,也该享清福了!”
徐大发道,“就是了!女儿说话不顺心,那就少谈天,这么大的孩子,说话偏激也很正常,以后慢慢就好了……她能懂得什么?凡是和村里有关的矛盾,都在地上,一篇报道,那根本不当事儿,有没有都一样,没有这个什么‘新伦理’的报道,也有别的借口,地上的事情能让大家都高兴了,这报道就再发一百篇,村里也没人当真!福顺,你讲是不是这个道理?”
陈福顺是个善于调和的人,她和葛谢恩高谈阔论时,取的是这件事一面的道理,到舅父跟前就立刻开始认同另一面的道理,“舅父讲得对,其实村里,尤其是我们临城县这一片老区的村里,对于报道的确是有意见的,但根子上来说,不在报道上,只是说往常一些不满的情绪,报纸都能调解,读读报,能把道理讲通,而这一次,报纸不管用了,这报道不但不能把道理说通,反而让人心里更不舒服,更是要骂娘罢了。”
这话,葛爱娣听得就非常舒服了,不由笑道,“这才是知事人、做事人的话,福顺是有做事的,大发呢,也要予以表扬,别看这几年以家庭为重,但没有放弃学习,平时多多的读书看报,思想见地越来越深刻了!反倒比年轻时候更敏捷!”
直到这一刻,她才愿意真正去了解村里的舆论,问陈福顺,村里人为什么不满,为什么要骂报道。除了对耕种统筹的厌倦和抵触之外,还有什么消极情绪。陈福顺道,“还有一个最主要的,就是如今县里出钱修路的频率低了,有些村道比较老旧,修葺也主要是靠村民自筹,出义工,不再和从前一样,是官家出钱管饭。”
“这要是以后都不修,也罢了,偏偏村里有人是专门出去修路的,现在都是往大江上游走,说是以后要去那边修路了,不再管我们这边了。村里自然也有怨言,觉得六姐疆域广阔起来,便逐渐薄待了起家的老地。”
这话其实是没有什么道理的,在情在理,现在也该轮到新进之地去修路了,临城县修路时不也是新进之地么?但百姓有时候是不讲理的,只看拿到手的好处。村里这样的言语,也有过一段时间的流传,不过这种话尚好破解,毕竟都是扫盲班毕业的村民,文化水准是逐渐增加的,对他们去讲‘家国’,讲华夏,讲共同发展带来的好处,大家就算不以为然,但也知道这才是正路,尚能压住他们那些不该有的抱怨心思。
这是一点,还有一点比较突出的不满,那就是对于地理位置的不满:村里的教育、医疗都是非常有限的,教育不说了,陈福顺和表亲们起步的差距,就是最好的证据,再说医疗,也是如此,百姓有急病,在城里和在村子里,很可能就是两种命运。
如果一向如此,那也就算了,好像还习以为常地忽略。但前些年开始的‘小三线’,让很多人就开始犯嘀咕了:工厂设在城边的时候,工人生活比他们便利那也就算了,可现在,小三线配套往往有学校和小医院,这是什么意思?工厂配有,村里就不配有了?
合着虽然说人人平等,但敏朝的士农工商,现在变成了士商工农,农户反而成了最后了呗?很多规矩,都是工人的好处,这是为什么?你要说工人难做,工人的活计有难度,那我农户有话要说了,买地的农户难道就好做,难道就不需要脑子,祖祖辈辈一个种地法了?买地的农户也很难做!也几乎是被强制着在不断学习!
很难说到底是哪个制度承担主责,但这篇‘新伦理’的报道,也确实点燃了大家对于农户地位长久以来的一个怨气,很多人都认为,不管在敏朝,日子多么难过,至少他们务农本分的百姓,地位尚且是得到了国家名义上的认可和尊重。可买地这里呢?表面上说六姐之下人人平等,都是六姐的奴仆,但实际上,你见到吏目畏惧不畏惧?尊重不尊重?衙门是否薄待了农户?自己心里清楚!
到现在,连最后一点体面都要剥夺走了,甚至连孩子都不让多生!为什么不让多生,就是因为城里要休产假,这不是就说明白了,城里的生活就是一切的标杆,全然把他们这些农户给排挤成下等人了呗?就村里这样的医疗条件,孩子夭折的概率,生两个?这要是没了一个,余下的独苗苗又有出息,进城去混了份工,让他们两夫妻该怎么养老?
当然,就个体来说,可以用奋斗进城作为自己的目标,但这是没道理的话,人人都进城了,谁留下种田?意思是好人都进城了,种田的全是劣等人,活该被讥笑了呗?对于现居于村中的农户来说,这话是尤其能激起他们愤怒的。
越是扫盲班开得久,对于道统有一定了解的农户,就越感到不是滋味——看不起就看不起,别强着说什么人人平等,反而没意思了!再说了,既然都这么看不起了,那你管什么呢?我都这么差了,我能不能有自个儿决定种什么,自个儿决定什么时候成婚的自由?我为什么还要受你这样严格的管束呢?
不是每句话都有道理,但情绪就是没有道理可言的。葛爱娣听着外甥女的讲述,眉头也逐渐皱紧了,她心底甚至突然掠过了一个有点不应该的念头:这些农户……是不是知道得太多了?心思这么多,对他们的生活好像也并没有什么好处?
或许扫盲班的教育,本就不该有太多关于道统的内容……那句话是怎么说来着?民可使由之,不可使知之……
她感到非常庆幸,自己不用去考虑这个问题该如何处理,和女儿不同,葛爱娣非常迅速地失去了对这个问题的兴趣,知道得太多了,她怕自己会睡不着觉。她也迅速地压制住了这个本能的,不该有的念头,不去深思着这个念头的闪现,宣告着她自己的什么改变——像葛爱娣这样的人,她的思想一向是非常实际的,绝不会轻易地审判自己,她远没有如此高洁。
这可能是个很大的隐患,是一系列麻烦的开始——对她来说,知道这点,就足够了,葛爱娣几乎是立刻确定了自己的行动方针:葛谢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徐大发有一点说得很对,鸡腿为什么一定要给孩子吃?葛爱娣是从人吃人的年代过来的,她曾经以为自己已经永远地摆脱了那样残酷的生活,但现在,她发现,仍有一部分的自己从未离开,她对于孩子的慈爱,永远不会超过活下去、活得好的执念。
女儿曾经一度是她弥补自身遗憾的方法,也得到她满腔的慈爱,但她绝不会让女儿摧毁自己得来不易的生活——不,别说摧毁,甚至她绝不会让女儿影响到一点儿。
“我想,得让她吃吃生活的苦,别读书把人给读傻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