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以大军到达黄河边上时，狐偃才不自信地上演了告别的一幕——这不光是测试自己在重耳心目中的地位，更重要的是测试今后能不能在重耳之下有所作为。

在评价东周霸主时，孔夫子曾说晋文公是“谲而不正”。然而，与其说是晋文公“谲而不正”，不如说晋国国风就是如此。从晋文侯到晋武公、晋献公、晋惠公，晋人都崇尚实用主义，不择手段来达成目的。国君如此，晋国大臣们当然也纷纷效仿。晋献公重用的士蒍、荀息，晋惠公重用的郤克、吕甥，晋文公重用的先轸等等，都以善权谋而闻名于世。所以说，晋国国风就崇尚“诡谲”。

但狐偃，却是个例外。

当年狐偃之所以阻止重耳回国，理由就是“父母死为大丧，馋在兄弟为大乱”，趁大丧大乱回国为君，这太不道德。由此可见，在众多实用主义者包围之下，狐偃却标榜礼义仁信，堪称独树一帜。可问题在于，在乱世中，“礼义仁信”有用吗？

晋文公出身于实用主义家庭，他也并不排斥诡谲之术——只要能达成目的。但晋文公也能清楚地意识到，狐偃虽不善诡诈，但他的长处不在谋而在略。

公子重耳拒绝回国那年，晋惠公趁大丧大乱之际回国了，早早地成为了国君。但回国后，晋惠公立刻就遭遇到狐偃所预测到的困境：二度弑君的里克该赏还是该罚？答应给秦国的土地给还是不给？赏赐里克就是鼓励下臣弑君，惩罚里克又是不讲诚信；给秦国土地是卖国求荣，不给秦国土地是违诺失信。所以，晋惠公回国后，就不断地在两难之间艰难抉择，使得他在晋国人心尽失，最终酿成了韩原大败的国耻。

难道是晋惠公的能力太差吗？

晋惠公重用吕甥，推行了“作爰田”、“作州兵”两大改革，这奠定了日后晋国称霸东周的政治、经济和军事基础。能推行意义如此重大的改革，足以证明晋惠公执政能力并不弱。可晋惠公却未能享受到这两大改革的成果，追根溯源，正如狐偃所说：“树木要长得高大起始极为重要，起始时没能巩固根本，最终必将枯萎！”正因晋惠公趁乱而入，所以他在两难时不得不放弃了信义，致使晋国人心涣散，最终让他自己一事无成。

如果当年重耳不听狐偃之劝回国，他会不会与晋惠公一样，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？

也许正是看清了这点，重耳才会坚决将狐偃留了下来。

事实上，晋文公回国后，正是狐偃推动晋国建立起“礼义仁信”的文化，才能让原本人心各异的晋人团结在一起，并在城濮之战中一举战胜强楚、称霸天下。如果说先轸是晋文公得以称霸东周的战术执行者，那么狐偃就是晋文公得以称霸东周的战略推动者。

可晋文公却将先轸提拔成正卿，这足以证明晋文公也是个实用主义者——也难怪孔夫子要说他是“谲而不正”了。

因此，狐偃在黄河边的所作所为真是“见利而不顾其君”吗？

也许，狐偃更怕的是晋文公见利而忘记了“礼义仁信”，重蹈晋惠公覆辙吧！

春秋时代，晋国是当之无愧的霸主，和楚国的中原争霸延续百年，是春秋时代的主旋律。除了对中原之国形成压制，晋国还在和周边的戎狄国家的战争中占有绝对优势，让戎狄国家纷纷臣服，归顺于晋国。

在这一前提下，戎狄国家和晋国慢慢开始融合，狐氏一族慢慢浮出水面。狐偃，姬姓，狐氏，字子犯，出身戎狄部落，是晋文公的舅舅，晋国重臣。晋文公重耳年少时期就被狐偃所教导，此后二人一直形影不离，可以说晋文公的霸业离不开狐偃。

献公二十一年，晋国爆发骊姬之乱，狐偃劝重耳流亡外国，开始了19年的国外流亡生活。狐偃随重耳出亡时，已逾花甲之年，仍不辞劳苦，夹辅重耳，为他出了很多计策，使重耳最终得以返回晋国，顺利登基。

逃亡路注定是艰苦的，不过，重耳却仍然被看好，这都是因为身边有狐偃这样的良臣，据《东周列国志》中记载：

“楚将成得臣怒言于楚王曰：'王遇晋公子甚厚，今重耳出言不逊，异日归晋，必负楚恩，臣请杀之。'楚王曰：'晋公子贤，其从者皆国器，似有天助，楚其敢违天乎？'得臣曰：'王即不杀重耳，且拘留狐偃、赵衰数人，勿令与虎添翼'。“